作者： 来源：人文学院 时间：2024-07-01 阅读次数：次
东瓯旧地、南戏故里，山水诗发轫于兹。温州的文脉源远流长，东晋文学家谢灵运在温州任内创作的山水诗，影响着中国山水诗的创立和诗风乃至文学的发展。南宋时期以叶适为集大成者的永嘉学派是温州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“经世致用，义利并举”主张中崇实、重商和创新的文化基因启迪今人。近现代的温州涌现出了孙诒让、夏鼐、夏承焘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。自20世纪90年代起，温州地区文学创作活跃、实力作家群崛起、全国性文学奖项相继落户温州、网络文学跨产业发展、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宽视野……文学的“温州现象”备受关注。
作为温州文学现象的代表作家，东君以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和深刻的文学内涵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赞誉。他的小说节奏舒缓、叙事克制，文字简单干净，颇有道释意味，调如淡茶却也隐喻锋利，读来有空山新雨后的澄澈和写意白描之美，如其人一般慢悠柔和、气息温暖。2024年的新书《无雨烧茶》通过十个中短篇小说，描绘了浙南老城新旧更迭中烟火日常里的十个故事，细腻刻画了那些不追时代步伐、匀速生活的人物，塑造了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、生命无常感的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普世人性意义的小说世界。
学者、文学评论家孙良好与作家东君做客瓯雅书房，以《无雨烧茶》为引，探讨作品题目的考究和由来；由“东君”一语双关的笔名说起，趣谈温州作家王手、马叙、陈河等人的笔名故事及文风；从评论家和作家之间视野不同、良性互动的关系出发，谈起东君在文学创作上反惯性写作、不断突破自我、脱离被标签化的追求，及其在小说文体创新上做出的尝试。最后，梳理温州的文脉发展，寄深切期待于当下成为温州文化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期。
孙良好：在我看来，东君是中国70后作家当中，以文人小说这样的形式、风貌出现的最有实力的一个作家，是目前温州作家群当中最有潜力的一个作家。有的作家是很讲究的，有的则是随意的。在我看来，东君是属于讲究的作家，比如说最新出版的《无雨烧茶》，书名和文章标题都很讲究，很有意味。那你的作品题目一般是怎么来的呢？
东君：一般是比较随意的，这种随意就像汪曾祺所说的“苦心经营的随便”。题目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一个好的题目往往跟生活里面一个事件有关，这本书里的几个标题就是这样的。《秋鹿家的灯》里“秋鹿”这个名字来自我女儿补习班楼下的一家服饰店——“秋鹿家居服饰”。我每天在补习班门口等女儿的时候就看到秋鹿，这个名字也就深入脑海了。有一天傍晚我在女儿补习班楼上等她，站在阳台上看到对面晒着白色被单和衣服，随着一阵阵晚风起伏。我总觉得此时应该有一个人要出来收衣服了，而这个人应该是叫秋鹿，下一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就叫秋鹿了。
我也写了几篇与灯有关的小说，《为张晚风点灯》是其中之一。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也很有意思。我有次从茗山下来，在山脚下看到了一座民国时期的老坟，墓碑上就写着“张晚风之墓”，墓前还有几根残烛。突然我脑海跳出一个题目——为张晚风点灯，这个题目在我电脑里存储了好多年。有一天写温州鼓词先生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这个题目可以用在唱鼓词的人物身上，也就有了《为张晚风点灯》这篇小说。注：“苦心经营的随便”这一表述来自批评家黄子平的文章《汪曾祺林斤澜论小说》，体现了汪曾祺对小说创作的态度和追求。汪曾祺在小说的题材选择、结构设计、语言表达上追求自然，看似随性的叙述中，深藏着作者的深思熟虑和精心布局，是精心雕琢之后的返璞归真。
孙良好：不仅是作品的题目，作家的笔名也有讲究的，也有无意得来的。温州的作家当中，有些笔名特别有意思。笔名一改，似乎不知不觉就带来写作上的一些变化和关注。
2018年第四届“林斤澜短篇小说奖”颁奖，莫言来温州领奖，一上台就很幽默地讲：“来到温州，我是很害怕的，温州现在作家很多，尤其是有人写作用的都是‘王的手’。”当时王手就坐在下面，王手笔名取自他本名“琪捷”的偏旁。简单好记的笔名带给他挺多好处，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发表。再比如说，海外华文作家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陈河，原名陈小卫。这个名字可能也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笔名“陈河”蕴含了流动感和背后无尽故事。马叙，比他的本名张文兵更引人注目。我用过的笔名“凯风”来自《诗经》，也用它在高级别刊物发表过文章，但始终不太被人记住，后来则被建议写学术论文或文章用自己的本名，不要用笔名了。所以我也想问问东君，“东君”的本意是传说中的日神、太阳神，这么低调的你，怎么选用了这个名字？
东君：正如你的笔名“凯风”来自《诗经》，我的笔名“东君”来自屈原的《九歌》，通常我也是向人这么解释的。其实后面还有一层意思，温州古称“东瓯”，“东君”也就是东瓯的先生。我后来发现林语堂也曾用过东君这个笔名，当然也有其他作家用过或在用。我觉得温州作家里面，王手和马叙这两个笔名，一看就知道好像就是个写小说的。“王手”，给人一种力量感，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他强壮有力的手。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写王手的印象记，题目就是“王手的手”，这只手，既能“打老虎”，也能“捉跳蚤”。别看他的手粗大有力，事实上他的文字非常细腻，这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我也写过马叙的印象记，马叙的叙述是很缓慢的，正如他的博客签名一样——“慢走的马”。他的文字像是一匹老马在慢慢地走，但感觉很扎实。马叙其实早年也用过“张文兵”这个笔名，但好像名气就是出不来。正如你说的，笔名改为马叙之后，他很快就被人接受了。文字在他手里就像玩物一样，他不急不躁地完成一些东西，我觉得非常好。
孙良好：我们经常会说文如其人，我觉得作家的笔名有时候也是这样的。笔名用久了，作品慢慢出来，我们慢慢地会感受到笔名和作品之间的吻合度越来越高，就会达到一种“文如其名”的感觉。注：“林斤澜短篇小说奖”以温籍作家林斤澜先生的名字命名，是中国文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奖项、全国唯一以短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文学大奖，颁奖地永久设在温州。奖项的设立旨在纪念林斤澜先生，其作品在语言和技巧上独树一帜，被誉为“短篇小说圣手”，与汪曾祺并称为“文坛双璧”。
孙良好：我们做研究的，会把一个作家放到更大的视野来关照，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、大量经典作品来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准。有些作家，对评论家颇不以为然，但我认为两者各有千秋，共同存在合理且有必要。就从阅读面来举例，作家对作品的阅读和喜好，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、按自己的意思解读。学者或评论家则需要全面阅读，包括不得不去阅读不喜欢的东西。当把写作当成严肃的事业去对待，作家会感受到学者和评论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我们去推荐温州的作家和作品，就有可能让他们从一个地方性的存在，扩大到全国甚至文学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我想了解一下，东君自己如何看评论家对你的评价和定位？
东君：谈到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关系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，就是将小说家和评论家比作司机和副驾驶，视野不同，相互支持。评论家的阅读、学术、文化视野相对来说比写作者要宽广。我也发现了自己有段时间阅读在收缩，惯性阅读不可取，写作可能也会不断地重复自我。写作，需要一种反惯性的写作；阅读，也需要一种反惯性的阅读。我也试着阅读不喜欢、不认同的作家的作品，给自己打开另一个空间和视野。这也是因为看了一些评论家的文字之后，我给自己提个醒。至于说定位，我不太想把自己放在某一脉里面把自己限制住，不喜欢被贴标签。我不断地找一些能够突破自我的，让自己脱离某一脉。评论家可能看得更全面、更精准，我自己身在其中未必能清醒地看到自己。我还是试图逃离这种被标签化的境况，只有这样写作才存在更多可能性。标签化很难理清一个作家的作品，就比如把作家框放在70后这一脉，其实很多70后作家也是不相同的，有些可能是像40年代作家一样写东西，有时候可能跟80后90后一样。所以，“70后”也是一个被标签化的例子。孙良好：我现在自己也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，任何的界定背后都是简单化的过程，都不可能把一个作家，甚至把一个作品的丰富性完全呈现出来。作家跟评论家之间、写作者跟阅读者之间，这样就形成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，一个比较良性发展的过程。你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作为一个评论者，我们都非常关心温州文学的未来。从温州的千年文脉来看，我认为温州文化史曾有两个高峰期，一是宋代永嘉学派，叶适及其弟子“永嘉四灵”的出现；二则是晚清民国时期，出现孙诒让这样的大儒。我们继承了温州文化的过去，现在也继续发扬光大。李敬泽所说的文学的“温州现象”，它的一个重要性就在于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批作家，或者大体说可能有10个人左右活跃在中国文坛。像唐湜先生的诗歌、莫洛先生的散文诗、琦君的散文、金江的寓言、叶永烈的传记文学，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我深切期待的还是当下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温州，能否成为温州文化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期。以你自己的观察，你觉得文学的“温州现象”还能持续多久？
东君：温州出了不少知名或不知名但有实力的作家。从纵向来看，民国时期的温州也出现过一批有实力的前辈作家。比如说，1929年的时候，苍南就有一个年轻的诗人李无隅，他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，出版过一册诗集《梅花》（序和后记都为朱自清所作），这也是目前所知的温州最早的一部新诗集，可惜此人英年早逝了。还有刘廷芳、刘廷蔚兄弟，出版过诗集《山雨》《山花》，在早期也有影响。不过，真正确立温州文学高度的，还是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位，林斤澜、琦君、唐湜等。这个文脉——如果从温州整体来看——还需要花点时间慢慢去梳理，但就乐清来看，近现代的文脉是清晰的。民国时期，由林语堂作序的散文集《人间杂记》的作者陈适，可以说是乐清现代文学的一个开山式的人物，他上承夏承焘、下启洪禹平，而洪先生又影响了许宗斌这一代人，之后有一批作家，延续着乐清的文脉，也有新的路子出现。
从横向来看，温州目下有一群创作实力强劲的中青作家。一类是本地作家，一类是在外的温籍作家。本地作家如王手、马叙、船夫、胡小远、程绍国、池凌云、黄崇森、慕白、郑亚洪、哲贵、叶晔、林晓哲、何乜、郑仁光，张嘉丽、林漱砚等，近些年成绩不俗，可圈可点。在外的温籍作家也是不在少数。如陈河、张翎已经广为人知，还有一些不大为人所熟知的，比如旅居海外的翻译家黄运特，获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提名，我早年买过他翻译的庞德《诗章》，这些年又买了他翻译的美国诗人迈克·帕尔玛的诗集《疯子与扫把》《跨太平洋位移》《东写西读——跨太平洋诗话》《陈查理传奇》。还有一些移居国内其他城市的作家，如钟求是、哲贵、吴玄，他们是《江南》《西湖》杂志的掌门人，编辑之余，也写东西。像钟求是和哲贵，近几年创作劲头不减。移居杭州的，还有两位80后青年作家卢德坤、薛超伟，小说都写得很不错。还有一些作家在北京，如昨非，近几年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，也写了不少诗文，今年出了一本散文集《割芦苇的人》；另如黄荭，是一位70后作家，仅仅比我大一岁，却翻译了好几十部法国文学作品，除了翻译，她还写一些评论性质的随笔。这些人，无论身在本土还外地，都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我们温州的文脉。
注：1.文学的“温州现象”指的是近十几年来温州地区涌现出一批实力作家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，且屡获重要奖项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广泛关注。这一说法2010年由时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李敬泽提出，近年来，林斤澜短篇小说奖、琦君散文奖、中国寓言文学“金骆驼奖”等全国性文学奖项相继落户温州。此外，温州网络文学的崛起也是文学的“温州现象”的一部分。
2. 进一步了解温籍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，可参考《文学的温州——温籍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》；乐清作家及作品可见《乐清当代青年文学作品选》。
【嘉宾简介】
孙良好
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，图书馆馆长，瓯江特聘教授，温州市重点社科基地中国山水诗研究中心主任。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，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、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、温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曾在《文学评论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中国比较文学》《中国文学批评》《文艺争鸣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。出版专著《建筑·抒情·栖居大地—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三维世界》《文学的温州——温籍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》等；参与策划和审定的《名家文学读本》系列在基础教育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。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现代中国文学中的‘异国’形象研究”和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课题“瓯江山水诗路研究”。
东 君
主要从事小说创作，兼及诗与随笔。结集作品有《东瓯小史》《某年某月某先生》《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》《面孔》《无雨烧茶》等。另著有长篇小说《浮世三记》、评论集《隐秘的回响》等。
